《师说》的回响：一篇课文与一个民族的学习基因

【来源：易教网 更新时间：2025-12-13】

一、一个十七岁少年的选择，震动了千年

李蟠这个名字，今天的学生大抵是陌生的。

课本的注释里，只有寥寥一行。但在公元802年的长安，在韩愈那间不算宽敞的书斋里，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做了一个决定。这个决定，让当时“耻学于师”的士大夫们侧目，也让一位孤独的倡导师者，提笔写下了那篇注定要流传下去的《师说》。

我们读《师说》，常被开篇的雷霆之语夺去心神。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。一个字一个字，像钉子一样砸下来。然而我每次读到最后那一段平静的交代，心总会软一下，泛起一阵复杂的温热。

“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艺经传皆通习之，不拘于时，学于余。”

你看，在那个以从师为耻、以门第相轻的时代，一个少年，凭着“好”字，凭着“不拘于时”四个字，走到了韩愈的面前。他学的是什么？不是时下流行的骈文，不是科举速成的套路，而是被大多数人视为迂阔的“古文”，是已然生涩的“六艺经传”。这需要多大的静气，又需要多纯粹的向学之心？

韩愈写“余嘉其能行古道”，这个“嘉”里，有多少是赞赏，又有多少是知音难觅的慰藉？他赠予李蟠的，不仅是一篇文章，更像是一面旗帜，一枚火种。他是在对一个少年说：你选的路，是对的。哪怕举世皆非，古道不孤。

千载之下，我们捧着课本，朗读背诵，为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”而振奋。但我们或许忽略了，这篇雄文的缘起，竟是这样一份带着体温的私人情谊，是一个师者对一个笃学少年的深深致意。它从具体的人和事中生长出来，所以它的道理，才不干瘪，不悬浮。

这或许是《师说》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：所有宏大的教育理念，其生命力的源头，往往藏在一个具体而微的“教学相长”的瞬间里。那个瞬间，关乎信任，关乎勇气，关乎对学问本身毫无杂质的爱。

二、“解惑”之重：我们今日的“惑”，与古人有何不同？

韩愈定义老师，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。三者之中，他将“解惑”拎出来，作为从师的直接动因。“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”

这个逻辑链条干净利落。有惑，是从师的前提；从师，是解惑的唯一途径。在古代的知识图谱里，这个逻辑近乎绝对。圣贤之道、经史子集，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而高远的知识穹顶。学者的“惑”，多在如何登堂入室，如何领会微言大义。老师，便是那个引路人，手持地图和钥匙。

今天呢？

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。知识不再是高悬的明月，而是弥漫的空气，无处不在，又时常浑浊。我们的“惑”，其性质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它或许不再是“这句话的注疏何解”，而是“我该相信哪一句”？不再是“前路有几条”，而是“每条路上都挤满了指南针，我该看哪一个”？

海量的“业”扑面而来，各样的“道”纷纭争鸣。而“惑”，因此变得更深沉，更弥漫，更关乎选择与判断本身。当我们说“解惑”，早已超出了经典文本的范畴，它指向信息甄别、思维建构、价值锚定。

那么，今天的“师”在哪里？

他可能依然在学校的讲台上，但绝不止于此。他可能在一本好书的字里行间，可能在一门精心设计的网络课程里，可能在一个引发深度讨论的社群中，甚至，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某位有专长、有见解的朋友身上。韩愈说“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”。

这个光辉的平等思想，在今天的技术背景下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现可能。

“师”的形态在泛化，“从师”的方式在革新。但内核没变：依然是那颗主动的、谦抑的、为了解除内心困惑而四处探求的“学心”。李蟠“不拘于时”的“时”，是耻于从师的流俗；我们今日需要“不拘”的“时”，或许是浮于表面的信息焦虑，是迷失于众声喧哗的懒惰。

真正的学习，依然需要一种定力，穿透迷雾，去识别、去跟随那些能真正为我们“解惑”的人与智识。

三、从“句读之师”到“问道之师”：一个永恒的警惕

韩愈刻薄了一笔，却也犀利无比。“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，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。”他把只教断句、识字的老师，和“传道解惑”的老师，做了一个区分。

这不是贬低基础教育。恰恰相反，他指出了教育的一个潜在陷阱：停留在“句读”阶段，而忘了教育的终极目标是“解惑”与“闻道”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满足于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培训，而忽视了思维的启迪、人格的塑造与价值观的引领。

“句读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师焉，或不焉，小学而大遗，吾未见其明也。”这段话，像一记警钟，响彻古今。

看看我们的周遭。“小学而大遗”的现象，是否换了模样，依然存在？我们是否在孜孜不倦于各种“句读”之学——分数的精确、排名的先后、证书的堆叠、技能的速成——而对于更根本的“惑”，关于人生意义，关于社会关怀，关于审美与创造，关于如何与自我及世界相处，却常常“不焉”，常常“遗”忘？

教育若只剩下“句读”的竞争，便是“大遗”。学生精熟于解题套路，却对知识背后的思想脉络茫然；擅长在标准答案中得分，却无力在复杂现实中发现和提出问题。这便是新时代的“惑之不解”。

韩愈向往的“师”，是“问道之师”。这个“道”，在唐代是儒家之道。在今天，我们可以将其宽泛地理解为一切指向真、善、美的根本性规律与价值。能引导学生去探寻这个“道”的老师，便是将教育从“技”的层面，提升到“人”的层面的老师。

他们传授的，不是冰冷的知识点，而是观察世界的透镜，是思考问题的刀锋，是安顿内心的基石。他们解的不是一时一题之惑，而是人生漫长旅途中，那些关于方向与意义的根本之惑。寻找并珍视这样的“师”，是每个时代求学者的核心课题。

四、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”的智慧：向下的兼容力

《师说》里最有戏剧张力、最见韩愈愤懑的对比，出现在这里：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不耻相师。士大夫之族，曰师曰弟子云者，则群聚而笑之。”

为何被士大夫轻视的“贱业”者，反而能从容相师？因为他们的学问是“实学”，与生计、与具体的手艺紧密相连。一道工序不懂，产品就出不来；一味药材不熟，可能就会出错。他们的“惑”是即刻的、具体的，他们的“师”是功能性的、必需的。这里没有那么多虚文缛节和身份包袱，只有“能不能做成事”的朴素真理。

反观士大夫，学问与“道”相连，本是更高远，却反而异化为身份和面子的装饰。向地位低的人求教是耻，向官位高的人求教是谀。学问被套上了沉重的社会等级枷锁，“从师”这个纯粹的知识行为，被社交规则扭曲得面目全非。韩愈喟叹：“其可怪也欤！”

这一幕，像极了某种历史循环的切片。在任何时代，当知识过于依附于权力、身份、潮流时，真正的学习精神就会萎缩。我们会更关心谁说的，而非说的什么；更在意姿态是否优雅，而非问题是否解决。

真正的求知者，需要一点“巫医乐师百工”的务实与坦荡。需要放下身段，只问真知在何处。钱穆先生治史，自称“一生都在为师友补课”；许多顶尖的科学家，在跨领域讨论中，常有如小学生般的专注与提问。这不是谦逊的姿态，而是求知的本能。他们保有了那种“不耻相师”的底层逻辑：在知识与真理面前，人人可为吾师。

这种“向下的兼容力”，是破除知识傲慢、保持学习活力的关键。它不仅是一种方法，更是一种心性。它要求我们承认认知的局限，拥抱来自任何方向的启迪。这或许比“圣人无常师”的榜样，对我们普通人而言，更具实践的指引意义。

五、写在最后：让“学于余”的故事，继续发生

《师说》是一篇宣言，但它始于一个温暖的故事。韩愈的慷慨陈词，是因为看到了李蟠身上那束“不拘于时”的微光。他是在为这束光辩护，并试图点燃更多的光。

我们今天重读《师说》，不应仅将其视为一篇需要背诵理解的古文经典。它更像一个跨越时空的叩问：

在我们的时代，“惑”是什么形态？

我们所“师”从的，是“句读之师”，还是“问道之师”？

我们内心，是否还葆有那份“不拘于时”的纯粹，那份“不耻相师”的坦荡，那份在茫茫人海与信息洪流中，识别并走向“道之所存”的敏锐与勇气？

教育的光谱，从古至今，已极大地拓宽了。但学习的核心困境与核心魅力，似乎依然如故。那是一种个体如何突破自身局限、如何与更广阔人类智慧连接的努力。

愿每一个求知的灵魂，都能找到他的“韩愈”。

更愿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某个时刻，都能成为他人的“韩愈”——不一定是传道授业的职业师者，而是在某个领域、某个问题上，能以真诚与智慧，为他人“解惑”的分享者与同行人。

让“学于余”这样朴素而高贵的故事，在每一间教室、每一个书房、每一次真诚的交流中，继续发生。这便是《师说》那穿越千年的回响，在我们当下生活里，最真切的和鸣。

文章写完，窗外的天色正好。忽然觉得，韩愈与李蟠那次关于“古文”的交谈，离我们也并不遥远。